人民军队锻造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：崔道植

2021年6月29日，中共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“七一勋章”颁授仪式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向崔道植同志颁授“七一勋章”。

崔道植说，当他戴上勋章的时候，仿佛又回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，获取了支撑一生的信仰和力量。“直到现在，我的内心依旧无比激动。我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，取得了一些成果。这枚‘七一勋章’不仅是颁发给我个人的，这份荣耀属于全国200万公安民警。”

一路走来，未忘初心，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穷孩子，是党和国家养育、教育、培养了他。崔道植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感激，把对党的忠诚，浸润在每一个案子里，实践在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中。他说：“只要我的脑子还好使，能走路，国家的调派安排，我一定服从；只要我的眼能看、腿能动，我就要为党的刑侦事业工作到最后一刻；只要国家需要，一声召唤，我将立即起身!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愿意做这项工作!”

“我是警察，我当过兵”

“我是警察，我当过兵。”脱胎于人民军队，人民公安的血脉里流淌着天然忠诚的“红色基因”。 在公安队伍中，有很多人是退伍转业军人，崔道植就是他们的其中的一员。

　　1949年，15岁的儿童团团长、朝鲜族少年崔道植手握红缨枪，立下志向：今后要参军，一定要参加共产党的军队;要入党，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一年，是新中国成立之年，也是崔道植确定信仰的起点。

　　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，他一次次申请参军，最终在1951年如愿。“抗美援朝时我想上前线，但体检没过。我连哭带闹，非去不可!”崔道植小心翼翼地拿出光亮如新的“抗美援朝纪念章”，“他们拗不过我，把我纳入候补名单，没成想正好有人错过报到时间，我才如愿加入志愿军。”

　　那时候正值严冬，因为身材瘦小只能暂列候补的崔道植，一直执拗地守在征兵报名的县政府门口不肯离开。到了午夜集合时刻，接兵车汽笛声响，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朝他跑来：“你快去集合，有个体检过关的孩子还没赶到，军列不等人啊!你通过了，入伍!”

　　崔道植清楚地记得，在自己17岁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那一天，嘹亮的军歌响彻云霄。蒸汽机火车头喷出浓重的烟雾，承载着一群热血青年奔赴军营。当火车经过吉林梅河口一个叫“三八担”的村庄时，他挤到闷罐车敞开的门前，冲着车外的姐姐兴高采烈地喊着：“告诉爷爷，我参军了……”

　　军旅生涯，是崔道植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崔道植回忆，入伍时指导员送给他两本书，对他的影响很大，一本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一本是方志敏写的书，“我清楚地记得方志敏写道‘清贫、洁白、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’。”

　　1955年，崔道植随所在部队集体转业，转而战斗在公安刑事技术战线。

“党养大的孩子”

“我1953年12月6日入党。”崔道植对自己的入党日期记记忆犹新。每次讲到自己的成长历程，崔道植都说自己是“党养大的孩子”，他说：“我从小失去了父母，是党解放了我、养育了我、教育了我、培养了我。可以这么说，我的生命、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。”

　　掀开崔道植的衣袖，他的手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，那是小时候被地主家孩子划伤的。“在我10岁时，我拿着镰刀去割草。这个草地是地主家管的，他家里的男孩看到我在那边割草，二话没说把背夹子扔了，过来把镰刀一抢，我就受伤了。当时虽然岁数小，但是心里老有一个疑问，怎么能这样呢?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不公平吧。”

　　1934年，崔道植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贫困的朝鲜族家庭，童年经历过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统治。四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，六岁又失去了妈妈，爷爷拉扯着崔道植和姐姐长大。在日军侵华的战乱中，还受着地主的欺压。辛苦种出的大米都被日军收缴，地主又霸占着大片的土地，连草也不许老百姓割。祖孙经常食不裹腹，崔道植永远记得那时候，“忍饥挨饿、生活没有尊严，地主家锅底一块焦糊锅巴也要和姐姐推来推去谁也舍不得吃。”直到1945年吉林梅河口光复、共产党军政人员进驻，他才终于不再挨饿，后来还被送进了学堂。

　　“新中国成立，人民得到解放，我们小学、中学念书的费用，都是政府助学金资助的。”崔道植说：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现在的好生活。我永远对党抱着一种感恩、报恩的感情。”

　　1953年，崔道植凭借在部队中优秀表现，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说：“我们党靠艰苦奋斗起家，我们这一代人是吃苦牺牲长大的，从我参加志愿军后入党的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告诉自己永远听党的话、跟党走，这也成为我一生的精神支柱和工作动力。”

　　“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，上级给我的一切工作，我都是热爱的，因为这是人民给我的……”青年崔道植在入党申请书上是这样写的，之后的岁月中他也是这样做的。

攻破这个“堡垒”

崔道植从部队转业后，先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厅，而后被安排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(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)学习痕迹检测，成了国家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，并且是当时黑龙江省公安厅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。

　　早期的枪弹鉴定没有系统的理论，没有标准化的模式，每个人都是依据经验在探索中前行。崔道植却在一次次彻夜钻研中，取得了多项具有首创意义的科研成果，弥补了国内刑事技术工作的多项空白。

　　1997年，崔道植参观了公安部举办的国际刑侦器材展，展会上看到加拿大、美国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，心里很着急。虽然两年前就从正式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，但他仍想为国家弹道痕迹档案的现代化管理技术的研究做一些贡献。“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，却没有研究出我们自己的系统，说实话，我内心有愧。”从那个时候起，崔道植暗暗地下了决心：非要攻破这个“堡垒”不可！

　　崔道植用自己的工资搞发明，先后访问了国内7所高校和3个精密仪器研究所，去了国内3大铝厂和铝箔片厂，设计了4张模型图，找了4家机械加工厂试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5年多的研究，终于发明出了一种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痕迹的技术，它克服了传统照相技术采集痕迹的弊端，能将子弹痕迹直观、清晰地展现在铝箔片上。这项技术曾在公安部同类技术评比中测准率排名第一，并获得了国家专利。

　　然而，崔道植当知道别人使用这项技术需要付费的时候，他坐立不安了。他说：“这个机器是为破案用的，你还搞什么金钱、利益啊?不应该挂钩，就这么很简单的事情，所以我就专门写了一个申请撤销专利。”

　　崔道植用自己的工资，制作了12台展平器，捐献给西北地区相关省份的刑事技术部门，支持一线实战。崔道植获得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，得到40万元奖金，这笔钱他自己没留一分钱，给黑龙江省公安厅、哈尔滨市公安局添置了设备，还购买鉴定器材捐助兄弟省市公安机关。他说：“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，我的一切也都要交给党。”

　　如今，在全国各地，崔道植研发的子弹膛线展平器已经成为涉枪案件侦破的有力武器。

“真正的战士”

鉴定“手、足、工、枪、特”，也就是手印、足迹、工具痕迹、枪弹痕迹和特殊痕迹，都是崔道植所从事的痕迹检验工作的任务。几十年如一日，崔道植练就了一种“独门绝技”，就是在射击弹壳与弹头中辨别各种纤如发丝的痕迹。从1955年从警至今，崔道植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了7000件，平均每3天鉴定一件罪案痕迹，无一差错。

　　一叠叠泛黄的卷宗，记录着崔道植曾经参与鉴定的大案要案，记录着当年的惊心动魄。这其中包括曾被称为“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”，一度轰动全国的“白宝山案”。

　　1996年，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袭击某部队哨兵，抢夺枪支后在北京、新疆两地疯狂作案，一年多时间内先后枪杀军人、警察和无辜群众15人，抢得财物140余万元。但现场除了几枚残留的弹头和弹壳，别无其他线索。

　　北京案发现场的弹壳，和新疆的弹头，崔道植要凭借这两样东西，判断出两地的案件是不是同一支枪打的，再联系到是不是同一个人干的。崔道植亲自赶到乌鲁木齐进行现场勘查，“我连续地看了三天两夜，弹头对什么呢，就是膛线了，这个枪管里边有四条膛线，这么旋转的。”

　　经过三天两夜的鉴定，崔道植得出结论：北京、新疆两地的弹壳为同一支“八一式”步枪发射，可将两地案件并案侦查。基于他的鉴定结果，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的服刑人员、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进入了警方视野。一周后，白宝山被缉拿归案，惊天大案落下帷幕。

　　那一年，崔道植63岁，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痕检专家，他退而不休，仍奋战在刑侦工作一线。在他身上，仿佛有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张力。正是凭借这股力量，让“张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”、“白银系列强奸杀人案”、“黑龙江鹤岗杀人抢劫案”等一个个惊天大案的谜团被逐一解开，一张张罪恶的画皮被彻底扯去。

　　82岁高龄时，崔道植还独自乘坐火车赶赴甘肃白银，成功进行了一次指纹同一认定。85岁，他仍在申请重返现场：“我在养老院已经一年多了，我要争取重返勘查现场，很多案子不到现场是不行的。”如今崔道植已经87岁，仍在继续帮助各地破案，同时整理过去的研究经验，制作成PPT传给年轻人。

　　转业不转志、退伍不褪色，崔道植被称作是“真正的战士”。他的战场转变了，但是他的工作状态，从17岁入伍到现在从未改变。他说：“只要我的脑子还好使，国家的调派安排，我一定服从。只要国家需要，一声召唤，我将立即起身!”

　　综合整理自：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网、人民网、中国新闻网、环球网、中国警察网、共产党员网、东北网、新京报(www.bjnews.com)、哈尔滨日报、龙头新闻、南方都市报、公安部刑侦局采访、《共和国刑警崔道植》等。